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九百年后,我们如何读《资治通鉴》
时间: 2019-10-16 20:32 浏览次数:
《资治通鉴》是北宋司马光历时19年编撰的编年体史书,自900多年前成书后一直备受赞誉,曾国藩就曾说过:“窃以为先哲经世之书,莫善于司马温公《资治通鉴》”。5月......

《资治通鉴》是北宋司马光历时19年编撰的编年体史书,自900多年前成书后一直备受赞誉,曾国藩就曾说过:“窃以为先哲经世之书,莫善于司马温公《资治通鉴》”。5月9日,第十届南图阅读节嘉惠论坛邀请清华大学张国刚、南京师范大学赵生群、南京大学徐小跃三位教授以“知兴替,明得失”为主题,共同解读这部传世经典。

读经明是非,读史懂操作

“中国人说‘狭路相逢勇者胜’,又说‘退一步海阔天空’;说‘宜将剩勇追穷寇’,又说‘得饶人处且饶人’;说‘近水楼台先得月’,又说‘兔子不吃窝边草’,这些都是道理,都对,不懂道理是糊涂虫,只讲道理那就变成书呆子了,你得知道什么时候宜‘追穷寇’,什么时候该‘且饶人’,”张国刚教授说,“对中国人来说,读经能明是非,读史才懂操作。”

他在主题发言中说,读《论语》《孟子》等经书是为了修身,但我们懂了道理还要具体地应用,这才有可能过好这一生。《资治通鉴》是贯穿从战国到五代1300多年历史的一个大数据库,可以让我们学习在什么情况下应用什么道理。关于这一点,《资治通鉴》里讲了一个发生在南京的故事。孙权让吕蒙多读书,吕蒙以军务繁忙为由推托。孙权说,我难道要让你研究儒家经典当传授经学的官员吗?只是让你粗略地阅读,了解历史罢了。后来吕蒙开始学习,并留下了“士别三日,当刮目相看”这个成语,不光是吕蒙,我们会发现张良、韩信、诸葛亮、司马懿等等在历史上建立功业的人物,并不都是学富五车的人,所以说经书给我们一个方向,但是史书则为我们还原了一个个具体的时空情境。

那么,我们今天该如何读《资治通鉴》?张教授从这部典籍中抽出一个线索:先秦时期诸子百家像是中华文化的一股股涓涓细流,商鞅及其后的秦国政治家择法家作为解决方案,使秦国统一六国,但因为施行暴政秦朝仅存在15年就灭亡了。汉初刘邦实行宽松的经济政策,带来经济大发展,但也带来了贫富分化和道德滑坡等问题。两晋南北朝时期儒道释三家合流,如果沿着司马光拎出的这条脉络向下,那么我们会发现之后出现了宋明理学,再往后西学东渐,而到了今天,中国文化融合现代西方文明。因此,读史要注意历史的细节,更要把握总体与全局,看清大脉络把握大方向,司马光就是抱着大历史观的理念去编撰《资治通鉴》的。

“德主刑辅”观对今天有什么启示

“《资治通鉴》这个书名是宋神宗取的,司马光原本取名为《通志》,宋神宗取‘鉴于往事,有资于治道’之意,改名为《资治通鉴》。”赵生群教授在演讲时表示,“两种书名都有‘通’字,这既是总览形势、胸罗全局的大历史观,也有共通、共同的意思,即总结历史经验教训,把握历史发展的方向和趋势。”

他认为,《资治通鉴》试图找出国家治乱、天下兴亡、政治成败得失的规律,因此司马光试图把握天下大势,历叙战国秦汉魏晋隋唐五代的历史兴替,是登高望远式的通史研究,而他贯穿全书的“德主刑辅”理念,就有穿越时空的规律性价值,不仅被历代王朝重视,对今天仍然有启示意义。

司马光在《资治通鉴》中有大段的评论,表达“教化,国家之急务也……风俗,天下之大事也”“礼者禁于将然之前,法者禁于已然之后”的理念。赵教授说,在中国古代政治中,道德是治理国家的基石,礼则将道德规范化,使之具体可操作。在德、礼、法三者关系中,德是灵魂,礼重在预防,法偏于惩治,礼法都是教化的方法。

今天的中国,在治国理政时强调法治和德治并重,强调“法律是成文的道德,道德是内心的法律”这样的说法,古人对“内心的法律”加以外化,于是产生了“礼”。礼在规范人们日常行为的同时,也引导社会向上提升,礼与法的区别在于:礼告诉人们应该如何去做,法则惩治那些违礼的、违背社会道德的行为;礼告诉人们应该如此,法警示人们不得那样,法是对社会成员的最低要求,越过了这条红线,法律就要强制性地予以纠正。

在德与法的关系中,德主刑辅是中国传统社会的主流,认为法治的最高境界,不是监狱里人满为患,而是相反:囹圄空虚,刑措不用。德治,是治本;法治,是治标,是救急;惩罚只是手段不是目的。虽然古代法治与我们今天的法治不可同日而语,然而我们是从历史中走到今天,德主刑辅的观念对今天仍有借鉴意义。

《资治通鉴》记事为何始自这一年

“历史上有很多时间点很重要,但却不为人所熟知,周威烈王二十三年就是这样一个年份,”南京大学徐小跃教授在演讲时与听众分享这样一个细节,“周威烈王不是东周第一位君主,公元前403年也不是他即位的第一年,那么司马光为什么把这一年作为《资治通鉴》记事开始的时间?”

答案就是,那一年周天子承认魏、赵、韩三家为诸侯。早在50年前,晋国的大夫韩、赵、魏三家联合消灭了智氏家族,瓜分了晋国,而周天子在50年后承认了这一事实,司马光对这件事写了长达1200多字的评论,意在批评这一僭越行为。

徐教授接着叙述了智氏灭亡的故事,论述了中国传统价值观。当时晋国有智、韩、赵、魏四卿掌握大权,其中智氏实力最大。“智氏‘掌门人’智瑶武艺高强,多才多艺,为人强毅果敢,但他最大的弱点是不仁,”徐教授说,“中国人以仁义礼智信孝悌忠廉耻为做人的道德,其中仁德是第一位的,而不仁就为智氏灭亡埋下了伏笔。”

智瑶主持晋国国政时,要求另外三家各交出一座城池,赵氏不肯,于是智氏联合韩、魏两家攻赵。赵氏的“掌门人”赵襄子当时有三个战略要地可选:长子、邯郸和晋阳。赵襄子认为,长子城高池深是因为劳役重,邯郸粮草丰足是因为赋税重,只有晋阳轻徭薄赋得民心,因此他选择去晋阳。这个选择就是中国人常说的“得人心者得天下”,民心比城池和粮草更重要。

果然,智瑶率联军围困晋阳,并放水灌城两年,老百姓的灶间青蛙游来游去,但晋阳城仍不投降。这时赵襄子派人找到韩、魏两家说:“我完了,下面就轮到你们了。”这下说中了两家的心事,于是三家突然联合袭击智氏,智氏200余口全部被杀。从三对一的优势变为一对三的劣势,这就是智瑶不仁、失德、不得人心的结果。徐教授说:“中国文化特别强调对人心、人性的把握,而我们今天则要特别关注文明发展的方向,中华文明具有宽容、自由、独立的特质,循此路径我们希望能够达到‘美美与共,天下大同’的理想境界。” 本报记者 王宏伟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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